全真核心人物—王玉阳（去世时有五彩祥云徐来？）；全真龙门—昆阳王大律师；全真龙门—昆阳王大律师；
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是斯人速临斯地，非吾道莫入吾门。
平素关注，以备急用。江湖险恶，防病克邪。
采编：城隍主宰万民祸福
全真核心人物——王玉阳
王处一为全真七子之一，号玉阳。早年主动从学王重阳，在重阳真人指派下，苦修深山整九年，终成一代高道，为朝野所共敬仰。即使是在金朝打击全真教的时期，王玉阳仍不失却朝廷的信任。
王玉阳，金皇统二年（1142）三月十八日生，宁海东牟人士。传说其母王氏夜里梦见红霞绕身而惊醒，当日便生下了玉阳。玉阳自幼丧父，事母至孝。玉阳身材魁梧，性情怪异，幼时很少和其他小朋友玩耍，而常喜欢诵读一些道学典籍。《续编·玉阳传》载，金皇统八年（1148）他七岁时，曾不知为什么而气绝倒地，醒后说自己梦游到了阴曹，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从此悟透了生死。
玉阳真人王处一（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玉阳入道
金大定八年（1168）初春，王玉阳来到文登的牛仙山庵里游居求道。闻知宁海有陕西重阳真人在传真布道之后，便马上前往。二月八日，王玉阳一路访询来到了全真庵，见到了王重阳。重阳见玉阳骨格非凡，道基深厚，心中喜不自胜，“乃曰：汝肯从吾否？玉阳曰：仆所愿也，敢不从命！”重阳遂收其为弟子，赐名处一，号玉阳子。
玉阳入道时，年方27岁。此时，他非常高兴，多年求道修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他曾赋“行香子·遇师”一首，诗中写道：“定八年间，得遇重阳。感真慈——诀破心王。清中诱化，静里斟量。见紫霞生，祥风至，聚云光（洞也）。 抱一无离，应物圆方。唤东牟——得道婴郎。丹成果满，披挂霓裳。便见三清，朝玉帝，普行香。”从“丹成果满，披挂霓裳”的诗句中，便可看到他当时期望将来修成仙果的美好心情。
玉阳叩切道妙，悟道极深，重阳对他非常器重，入道后即授他道法三十卷，并予悉心培育。对于师父的道学修为，玉阳钦佩之至，对于师父对自己的精心培育，玉阳感铭肺腑。玉阳曾赋诗“全真”盛赞重阳之德：“我师弘道立全真，如遇纯阳得秘文。性满虚空凝皓彩，丹成表里结祥云。顿超法界留玄教，传化人天赞圣君。救拔群生诸苦难，自然寰海普知闻。”诗中“人天”指的是众生的意思。
受入道升仙玄论的熏染，王玉阳入教后，其母周氏也要求重阳予以度化入道，重阳赞其贞洁，将其收为门人，赐名为德清，号为玄靖散人，是为重阳坤道中第一弟子。王玉阳自小喜爱道门玄教，相传，他7岁和14岁时，曾两遇异人点化，自此言语放旷，与世不合。可归入重阳门下后，即与马丹阳、谭处端、邱处机等结为莫逆之交，“日每相与探讨修真法诀”。
大定八年二月底，重阳为避开尘世的纷扰，于清静之境创教立派，特率马丹阳、谭处端、邱处机、王玉阳四弟子来到昆嵛山，开烟霞洞而居之。在昆嵛山上，师徒们自食其力，自己搬柴运水做饭，自己砌石搭木围庵。经过一番锻炼修持，众弟子门人“款款渐投玄”，开始体会到修功之玄妙。条件成熟后，重阳真人便正式宣布创立全真教，并制定了“入教十五论”。
全真教成立后，王重阳即率弟子云游四方，展开传真布道的活动。是年八月，重阳真人及诸位弟子来到了文登县，于文登姜氏庵中创建了“三教七宝会”。为了扩大全真教的影响，加快全真教的发展，重阳于“七宝会”创立后，即派玉阳真人前往荣成铁槎山修真布道。据《金莲·玉阳传》载，重阳当时对玉阳说，“文登县东铁查山云光洞是求真修炼的清静处，尔应速往，不可怠慢。”由此可见，王重阳派王玉阳前往铁槎山，纯粹是为了发展教派的需要，而绝不是将他抛弃逐出。
槎山苦修
大定九年春，王玉阳辞别王重阳，前往铁槎山云光洞修炼。铁槎山地处东天，面向大海，人烟稀少，生活非常清苦，王玉阳在这里主要靠采食山芝野果度日。尽管衣食无着，王玉阳却依然精神饱满。他在“踏云行·咏铁查山石芝”中写道：“四海云膏，三山灵秀，采芝须要忘形友。充饥济渴养琼苗，添神益算光明透。 鸾凤翱翔，虎龙战斗，金狮玉象鸣哮吼。已曾携去献高真，人还服了无衰朽。”另在“咏查山石芝”中豪迈地写道：“日月精华结瑞苗，玄光真气内含包，能滋五脏生金液，暗补全身肌骨牢。”
铁槎山青峰叠嶂，云海苍溟，霞光映绕，风光非常秀美。王玉阳韬光养晦其间，常如痴如醉，灵情涌起，常吟诗赞美。他在“满庭芳·住铁查山云光洞作”中写道：“俯视沧溟，屏山掩映，万重松桧森然。金波滚滚，云锁翠峰巅。昼对清光浩渺，更阑显——月印新鲜。圆明聚，红霞影里，捧出洞中仙。 元初，真面目，如今了了，高卧云轩。为丹炉无漏，颐养三千。圣祖垂光下降，诸天举——婴子朝元。功成也，金书紫诏，常在玉皇前。”
王玉阳心高气傲，修炼意志非常坚决。为了磨炼自己的心志，他每天都要赤足翘立于危岩之巅，跪行于荆棘丛生之山涧隘路之中，皮肉磨掉鲜血淋漓，他也在全然不顾。前来求卜问道的人，无不感到骇然。如此苦行苦修，长达九年之久，实非常人所能为，四方善信齐呼其为“铁脚仙人”。自此，王玉阳声望日隆，前来问卜乞福和求道拜师者络绎不绝。
王玉阳长达九年的苦修苦行，应该说是一个奇迹，这不仅使他名扬四海，而且还使他聚集了深厚的道学修为，为他以后走向宫廷，兴教于齐鲁，奠定了基础。对于玉阳真人的苦修苦行，一代宗师邱处机曾赋诗赞道：“故国真仙子，东方大达人。清高何异俗，爽迈不同尘。表里天俱赐，行藏世绝伦。时时期祸福，征验默通神。”
全真七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传真布道
王玉阳被尊为“仙人”之后，便下山西行，开始传真布道。他先后在胶东游历了文登、宁海（牟平）、福山、莱阳、登州（蓬莱）、崂山等地，先后在鲁中及鲁西北游历了青州、潍州（潍坊）、莒州（莒县）、滨州、无棣、沧州、莱州、济南等地，此外还到过江西、陕西、山西、北京等地传真布道。此后四十年中，王玉阳弘道兴教，度化了无以数计的善男信女，并留下了大量警世度人的诗词歌颂，为全真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铁槎山西北百里许有道观一处，名曰圣水观，玉阳真人早在大定四年（1164年）时曾来过这里。金大定十七年（1177），玉阳真人离开铁槎山后应邀再次来到圣水仙观。听说“铁脚仙人”来到了圣水观，信道群众蜂拥而至。为了感谢大家的崇信，满足大家求知道妙的愿望，王玉阳在认真讲解了全真教义之后，又以“谢圣水会众”为题，挥笔赋诗劝导教化众人：“独倚蓬门，作个行香。赞虚无——道德清凉。穿金透石，空外呈祥。便饮刀圭，添丹鼎，炼真阳。 廓散长空，得遇仙方。谢诸公——颁赐衣粮。重开道宴，补惜灵光。自享遐龄，增福慧，远悲伤。”
在圣水期间，有登州会众造访，王玉阳遂和大家一起论述“道”“真”，并赋下“登州会众游圣水”相赠：“法眷知音任往还，云游圣水涉群山。暂离百结尘埃网，时叩重玄秘密关。性上发生真智慧，壶中认得古容颜。全身放下无诸念，便是逍遥自在闲。”
每年三月三日，圣水宫都要举行聚会，说教论道。玉阳真人多次参加圣会，并屡屡登台宣讲道缘。对于道会的盛况，玉阳真人曾赋诗赞道：“圣水三三聚贵豪，志诚祈福不辞劳，为忧生死同参论，演大因缘化一遭。”
在圣水宫居住了一段时日后，玉阳真人又应邀来到了文登天宝宫，受到了文登七宝会众的欢迎接待。玉阳在和广大道众一起参玄论道之后，挥笔题诗“答文登七宝会下召见”：“深蒙宠召布桥梁，讲论无生不死方，七宝金莲同结秀，诸天庆会满空香。”
在会见了文山修观道众之后，王玉阳深感快慰，当场题“赠文山修观道众”一首：“体天法道做修行，天地人伦一化平。若运肯心常不退，决明玄理悟无生。葛洪万卷终归道，惠子千箱谩数程。争似一超真宝地，本来功德自圆成。”
金元时期，文登是著名的道乡，王重阳创建全真教第一个法会“三教七宝会”，就是在文登建立的。当时，文登的丹霞观刚刚落成，特邀请玉阳真人前往开观讲道。对于文登百姓的向道善举，王玉阳非常赞赏，当即题诗“文登丹霞观”贺勉善缘：“市民官吏同兴观，立志皆无倦。起建丹霞功不浅。修真养浩，绝除贪爱，一点重明显。 混元三界光辉满，了了登云汉。下拔存亡都著岸。施弘正道，永超无碍，有个灵童唤。”
来到宁海（牟平）金莲堂，金莲会众纷纷向玉阳提出有关道家修炼的问题，玉阳一一作了解答，并赋诗“金莲会众求教”相赠：“法会因由道自然，沉沉苦海种金莲，温温铅鼎神光绽，辊出丹砂射碧天。”
王玉阳交游非常广泛，只要有难他就相助，只要有缘他就度化。莱阳有宋二先生，平日善结道缘，一心向道，玉阳闻知后，即寄诗度化。诗中写道：“书寄莱阳宋二仙，旧人用事必精专。迩因几处修斋醮，速可同来结胜缘。莫把勤劳如世务，须知清净种金莲。全真内外功圆聚，万里回光透碧天。”
有安丘县令，为官清正，乐施善道，民声极佳，玉阳深为敬佩，特赋诗“赠安丘县令”：“安丘山水最清明，特感忠良治此城。和睦人民天地喜，丰收田斛禀仓盈。因公正直无私曲，是处歌欢乐太平。助国爱民功就日，好穷道德了前程。”
商河会众求教，玉阳即前往教化。他赋诗道：“商河真遇自回光，步步玄风贯故乡。云路交参天浩渺，阴魔消散性昭彰。清音历历惊山鬼，灵耀团团满玉堂。一旦出离尘世外，蓬莱永永得清凉。”
“沂州赵知法问修行”，玉阳赠道：“云踪不断瑞阳开，悟彻尘缘心自灰。但觉身中清一气，渐看鼎内聚三才。青龙白虎鸣哮吼，赤凤乌龟战往来。罗列周天同际会，道成自有紫书催。”
“某按察使夫人，患病求痊”，玉阳即赋诗道：“ 天生天长顺天修，不论尘寰俗骨骰。四假岂能朝凤阙，三尸那得赴瀛洲。悟真内照忘新触，达本灰心灭旧忧。无色真空超彼岸，稳乘自在大神舟。”
有“牛殿试施简板求教”，玉阳劝道：“物物洪纤总合真，都缘方寸得良因，从教混迹浮华境，透体金光不染尘。”有“田殿试索”诗，玉阳回道：“虚闲境里种芝田，撮集精华结瑞莲，万化内投清净主，洞观无碍了真仙。”
礼赞丹阳
大定二十二年（1180）四月，马丹阳从陕西返回了宁海。是秋，玉阳前来宁海金莲堂拜见，并与丹阳一起居住，共参道真。大定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阳于莱阳游仙宫去世，玉阳和处玄一起为他办理了丧事，待百日后方才离去。
王玉阳对丹阳的道学思想、道家修为和对全真教发展所做的贡献非常敬佩，对丹阳所作的诗词歌颂反复咏读，因此，玉阳受丹阳的思想影响非常深。玉阳曾写下很多有关马丹阳的诗词，从这些诗词中，便可看出他对掌教师兄的推崇景仰。如他在“大定癸卯季冬二十二日丹阳蜕质升霞，故题”中哀赞丹阳道：“走电飞雷击太空，先天大器瓷威雄，妖精魔怪随风散，独显圆成道德功。”他在“丹阳致炼无上道”中赞道：“丹阳致炼无上道，东海西秦通受教，复返云宫度岁华，这回了了全真效。”在“因丹阳一联续成”中赞道：“清净斡开壶内境，无为踏碎洞中天，灵明混合诸天地，大道空无一法传。”在“腊月二十二日斋，忆丹阳”中祝愿道：“奔进玄光宇宙空，大丹一粒醉云峰，仙兄今日朝元去，图画昌阳显异踪。”在“赞丹阳公”中写道：“久宦东牟，清门高广，自然别有行藏。吕真遗训，一指遇重阳。拂袖西秦顺化，真功就——复返吾乡。朝元去，回颜换质，处处显嘉祥。 昌阳，留遗迹，普天设教，劝爇心香。得灵源开悟，独处清凉。宝鼎丹成九转，明颠倒——返照回光。同成道，称扬盛德，呈上满庭芳。”
金世宗十分推崇王处一（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世宗诏见
在二十多年的道教生涯中，王玉阳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朝野上下宫庭内外对他无不景仰，就连当朝的世宗皇帝对他也是推崇有加。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世宗皇帝下诏，令他速速入宫朝见，时年四十六岁的王玉阳从此和宫庭和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其道教功业最鼎盛的时期。
接到金世宗的诏书，已是当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了。玉阳随即整理行装，匆匆入京。见到玉阳，世宗非常高兴，尤为礼遇，破格于内殿召见，提问了很多有关养生益寿、修道升仙方面的问题，玉阳一一作了回答。据说，玉阳当时还当众为世宗表演了道法，他能使煮熟的鸭子起死回生，能让干枯的树枝长出嫩叶，能用有洞的瓶子盛酒装水，还能乞求上天降下甘霖。对于玉阳的解答世宗非常满意，对于玉阳的道法世宗非常赞赏，当即赐给冠简紫衣，封赠二品奉禄，并于御果园建起道院，让玉阳入内修行道法，为宫庭主持操办生辰典仪。
皇上对玉阳的封赏重用，引起了一些朝臣的不快，他们随心生陷害之意。据《金莲·玉阳传》载，当时世宗有位心腹献计说：“道人既为仙人，何不以鸠（一种毒药）试之？”世宗依计令玉阳喝下三杯毒酒，然而玉阳却安然无恙。世宗及众臣非常惊讶，随即向玉阳表示致歉，并予厚赠。
长期以来，玉阳一直过着逍遥自在的云游生活，可在京城皇帝身边，玉阳就那也去不了了，而且还非常拘束，因此向世宗请求回乡探视。世宗同意了玉阳的请求，并赐钱20万作为回乡的盘缠。就这样，玉阳结束了第一次宫庭之行，回了家乡，来到了昆嵛山南部的圣水岩（又称“小昆嵛山”），建起了玉虚观，继续收授弟子，传真布道。
有关玉阳真人这次赴京面见世宗的过程，金玉虚观碑记载得很清楚：“初神仙玉阳公，大定丁未（1187），世宗遣使乘传，迎至辇下，召于内殿，延问修真之道，就御果园建道院，给三品俸，敕充生辰醮高功主，赐冠简紫衣，悉表而辞之。未几，恳求还山，诏不违其志，仍赐钱二十万，为道路费。”
往返京师途中，玉阳真人还写下了一些诗词，诗词中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从赴京前最初他所作的诗词中可知，玉阳真人是在“大定丁未(1187)十一月十三日，初奉诏”书的，诗中写道：“上腾和气彻三台，下布祥云遍九垓，化出空中清雨降，道横四海一声雷。”返回途经沧州时又赋诗一首，诗序介绍说“到沧州无棣县新丰村”时，有“皇亲四官人道庵盘桓。续奉圣旨，委天长观大德，宣至十七日，复委棣州七驸马，支起发钱二百贯，临行赠众”。诗中写道：“诸天仙眷满空浮，带我容光西北流，统摄万灵澄弘渺，翠光拨弄紫云头。”按皇上旨意，玉阳一行住进了天长观，“入天长观”后又作诗写道：“恰如残雪遇春光，一切诸灵罪已亡，万物欣荣逢道化，瑞云洋溢满穹苍。”从往返这三道诗看，玉阳这次入京面圣是非常成功的，他当时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的。
玉阳返回家乡后，一直住在圣水玉虚观。
据续编《玉阳传》载，金大定二十九年冬，病卧在床的金世宗遣使前来玉虚观，诏请玉阳速往京师相见。玉阳对使者说：“你们来晚了，恐怕再也不能面见圣颜了！”听了玉阳的话，前来宣诏的使者深感惊愕。于是驾起四匹马拉的矫车，飞往京师而去。他们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待到正月初三日到达京师时，世宗业已于初二日驾崩，新皇帝毅然即了位。国遇大丧，宣诏玉阳的使者不敢奏报新帝，玉阳由此离开了京师，重又回到了玉虚观，闭门不出。这是王玉阳第二次奉诏入京。
关于玉阳二次入京的情况，金玉虚观碑记载道：“己酉（1189）冬，世宗不豫，复遣使迎师，师曰：“来之晚矣，顾不及得见圣颜。使者愕然，至涿郡哀诏果下，自尔东归，更不复出。”此外，玉阳在当时所写的诗中也作了记述。诗序中说：“世宗寝疾，因忆特差近侍内族，诣圣水玉虚观传宣，令乘驷马车速来”。诗中写道：“八月中秋得暇回，洞天游赏恣徘徊，戊申腊月重宣至，驷马轻车昼夜催。”从“驷马轻车昼夜催”的诗句看，当时玉阳的心情是非常着急的。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奔波，王玉阳他们终于抵达京城。关于当时的情况，玉阳在诗序中解说道：“至己酉（1190）正月初三日到都。世宗已于初二日崩。少主即位，宣使不敢奏见，遂乃还故”。有关玉阳对世宗的哀悼，诗中写道：“先帝升霞泣万方，洪恩厚德岂能忘，公卿不敢当今奏，却返云踪入故乡。”
章宗诏见
金承安二年（1197），章宗皇帝想起了玉阳，特旨诏请进京。章宗对玉阳非常尊崇，特在自己的寝宫召见了他，并亲赐御坐，相互谈论得也非常投机，直到夜暮降临了方才结束。所谈问题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养生延寿，从道教的延续发展到全真教的教法教仪，从金皇朝的北伐争战致电到百代万世的长治久安，都一一涉猎，玉阳也都一一作了解答。据方志记载，玉阳所答大契圣心，章宗奇而“问曰：‘凡有所问而辄知之，何也？’对曰：‘镜明犹能鉴物，况天地之鉴无幽不烛，何物可逃？所谓天地之鉴，即自己灵明之妙也。’章宗叹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先生之谓也！’明年，施道经一藏，驿送还玉虚观。”通过一席长谈，章宗对玉阳更加器重，次日特令内侍传旨，赐予紫衣，封号为“体玄大师”，并改城东崇福院为永寿观，专为玉阳修行布道之用。一月过后，章宗又特旨令玉阳住持修真观，同时赐绫、罗、绢各2000匹，绵1000两，每月发给饮膳费白银200镪。
章宗尽管如此优遇，无奈玉阳老母已年过九旬，放心不下，遂于戊午（1198）秋，向章宗辞别归山。章宗为他那一片孝心所感动，特旨准行，并赠给丰富的路资，以礼护送还家。
章宗的这次诏见，是为玉阳真人的第三次京城之行，有关情况史书、道藏、碑记等多有记载。据金玉虚观碑记载：“逮承安丁巳（1197），章宗遣近侍征以安车，宣见于内閤（音ge，同‘阁’），赐坐，问养身之道，师以无为清静少私寡欲为对。复问教法规仪治国之道，师以雅对，妙沃帝心，嘉叹诚实者久之，曰：‘真修行人也！’留连抵暮方出。翌日，特旨赐紫衣，号体玄大师，盖不问师承非常之渥也，道俗荣之。拜命间，俄一内侍传旨，谓使者曰：‘先生处山林无积贮，从来礼义物我为代出。’改城东崇福院为永寿观，令师处之，阅月，特旨住持修真观，仍赐绫罗绢各二千疋，绵千两，月给斋厨钱二百镪。戊午（1198）秋，辞以亲老之归山，帝许之，仍给装钱不赀。”
有关这次诏见，玉阳当时所作的一些诗中也多有记述。他在京城修真观中所作诗序中说：“ 承安丁巳（1197），受第三宣，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都下天长观。七月初三日宣见赐坐。帝问“清净经”，师解之。次问北征事。师答云“戊午年即止”，后果应。次问全真门户。师一一对答。帝深嘉叹，留连抵暮方出。翌日赐紫衣，号体玄大师。仍差近侍传旨，赐崇福、修真二观，任便住坐。每月给斋厨钱二百镪。时在修真观，作此一篇，寄呈老母，洎圣水道众。”诗中写道：“修真观下信遥通，往复祥光透碧空。昔遇明师开正教，今蒙圣帝助玄风。玉阳自此权行化，法众从兹好用功。稽首慈亲毋少虑，皇恩未许返乡中。”从诗中可知，玉阳这次是六月二十五日到的京城，住进了宫中天长观，于七月初三日被章宗宣见。
章宗时期，宫廷对道观观额管理极为严格，凡没有敕许观额的道观一律变卖充官，陕西祖庭亦在其列。为此，在祖庭做庵主的吕道安（1142-1221）来到了京城，拜访了玉阳。玉阳知悉后即奏请皇帝，将灵虚观观额改赐祖庭。如此，京城得到赦牒后玉阳便给了道安，从而使祖庭得以继续保留下来（《年谱》）
。
章宗准其所请，牒赐道安主持观事大典（《年谱》）。道安后于金大定二十七年接任陕西终南祖庵主，赐号“冲虚大师”。道安临行前，玉阳亲往送行，并赋诗赠道：“大悟威光朗太空，先天真瑞信匆匆。虚无清净全今古，至道流传正祖宗。三界十方通一致，千径万论子无穷。忘情自现天元主，透出阴阳造化中。”
据《年谱》和《像传·玉阳传》载，金承安三年夏，玉阳因惦念家乡年过九旬的老母亲玄靖散人，因请回归照料。章宗允其所请，并赐予丰厚的礼物。玄靖散人于泰和三年（1203）三月二十五日去世，玉阳曾赋诗“寄呈母亲”一首，抒发心中的豪迈。诗中写道：“子母修真同出家，体天法道作生涯。化缘处处神明助，劝善重重福寿加。俗眷恩情都不论，去门道德永无恙。内灵升化投真趣，异日功成蓬岛夸。”
王玉阳奉诏主持醮事（资料图 图源网络）
奉诏主醮
泰和元年（1201），玉阳已60岁高龄了，但他的道学影响使他仍不得安闲。当时章宗痛失幼子，后继 无人，心中非常着急。而恰逢此时元妃身怀有孕，章宗因而喜出望外，非常希望能产下一位皇子，以继承大统（《金史·元妃李氏传》）。为祈求上天保佑，特诏请玉阳赴毫州太清宫，举行普天大醮。对于这次盛事，玉阳曾赋诗记曰：“圣帝传符出洞天，金门演教庆无边。大兴妙供因缘普，永保洪基海岳坚。欣乐太平齐庆贺，尊崇道德悉周全。太清宫下同参事，应是皇恩第四宣。”玉阳另有一诗，对当时情景作了进一步的描述：“万鹤飞旋云中现，月光普照映红颜。先生得宣出洞天，金门演教庆无边。东方云海玉阳子，特受皇恩第四宣。”诗中“金门”，指的是毫州西部的一个地方。由诗中记述可知，玉阳这次是皇家对他的第四次宣诏。
皇家对玉阳的这次诏见，对改善全真教当时的处境非常重要。由于当时全真教发展很快，宗教势力越来越大，因此引起了金统治者的不安。金统治者为此采取了很多限制政策，甚至一度进行了镇压，由此使全真教发展步入了艰难的境地，就连邱处机都被迫逃回家乡避难。而皇家对玉阳却一直恩宠有加，屡屡委以主醮大事，由此大大缓解了宫庭对全真教的敌意。应该说，王玉阳当时是全真教无人能比的核心人物，他主持了全真教的大多数活动。
玉阳作完醮事后，即回到了文登铁查山云光洞（现属荣成），度化道士一千余人。
泰和二年（1202）八月，元妃（李氏）诞下一皇子。十二月赦免三千僧道，使其在玄真观举行醮事，为皇子祈福（《金史·元妃李氏传》卷六十四）。泰和三年（1203），玉阳奉旨前往毫州太清宫，举行普天大醮，为皇子祈福。借此千载难逢的机缘，玉阳普度了很多道士（《年谱》载“在临坛度化道士千余人”），从而使全真教走出了困境。有关这次奉诏为皇家举办法事的情况，玉阳曾在“泰和癸亥（1203），诏赴毫州，作普天大醮”诗中写道：“无作无为出洞天，普天法道荐良缘。东方云海玉阳子，特授皇恩第五宣。”由诗中可知，玉阳此行是为皇室的第五次宣诏。有关情景，玉阳另在“诏赴太清宫，普天醮作”诗中写道：“上天容许清贫汉，随处香风散。万祸千灾真不乱，宁心行教，普开心月，了悟回光看。太清宫下重游玩，万事俱无绊，仰答皇恩酬本愿，逍遥回步，密州安化，复隐元居观。” 诗中“密州”指的是莱州西南的一个地方，意思是说，办完醮事后，皇上恩准重回密州元居观，隐居清修。
为了感谢全真大师们对皇室的善德，泰和七年（1207）的春天，元妃把道经两部赠予全真门下，一部送到长春真人邱处机的栖霞大虚观，另一部则送到玉阳真人王处一的圣水玉虚观。元妃所赠道经名为《大金玄都宝藏》，共六千四百五十五卷，为天长观提点孙道明于明昌年间刻印的。
玉虚兴教
玉阳一生云游四方，修真布道的地方很多，其中圣水玉虚观可谓是他兴教布道的重要圣地，他在这里创建了全真“嵛山派”，他所兴建的玉虚观为当时中国北方三大道观之一。
玉虚观位于昆嵛山南麓，这里风光秀美，素有“小昆嵛”之称。小昆嵛西侧有泉，其“水不见发源，但嵌嵚之下，裂石而出，激激如线，味甘冷且清，春秋不变，水旱不知”，因称“圣水”，圣水“裂石而出”的峭壁灵岩，即为“圣水岩”。
金大定丁未（公元1187年），玉阳真人辞别世宗后便南返故土。闻知玉阳真人南返家乡后，文登圣水岩（现属乳山市）一带道人民众千百相率，夹道迎接，力行挽留。玉阳真人感众之诚，随即于圣水岩畔结庵茅修行。有关这一节，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重修玉虚观碑记载道：“大定丁未，世宗遣使乘传”。“未几，恳求还山，诏不违其志，仍赐钱二十万，为道路费。师之乡里道俗，闻其来也，千百相率，前十余舍遮道欢迎，不令他适，遂结茅于兹岩。”
玉阳真人所建茅舍初称其为“庵”，后经扩建改造，于金承安戊午年（1198）又易“庵”为“观”，后又经皇家授牒赐名为“玉虚观”；金崇庆二年（公元1213年），又牒敕“玉真观”。至此，圣水岩的道观建筑规模达到鼎盛时期。元代大文学家元好问在《怀州清真观记》中称：“天下道院，武当为之冠，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由此可知，玉虚观时为天下道观第三。
有关玉阳真人前来圣水兴庵建观、创教立派的情况，史书多有记载。据金玉虚观碑记载，金承安丁巳（1197）年春，章宗皇帝又派遣近侍征诏玉阳真人，宣见于内阁。戊午（1198）秋，玉阳即以侍奉老母为由辞别章宗，归隐山林。玉阳应诏赴京期间，其门徒于道润谋与圣水庵众说：“师今虽处京师，固非本心，恐不肯留，复欲追寂于空山，我辈居此，莫若以庵易观，庸迟其来。”于是通过礼部奏请宫廷，得将“圣水庵”牒赐为“玉虚观”。对众弟子所为，玉阳真人归后教而诲之曰：“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挟宇宙，官天地而府万物，尚何以居处累耶？况乎易庵为观，不几于昔以我为牛，而今以我为马也，且我之素风乞子耳，两朝恩赐名观，退托尚不欲受，直以山林云霞而为乐地，若之何为，甚无谓也！”见师父言语多有诲责之意，众弟子遂以“邦有常禁，不可聚众”为辞，自圆而退。事已至此，自当无可奈何，遂率众弟子门人展开大规模的道观修建活动。据方志记载当时工程非常宏伟，“善众门人，远近坌集，有山者献木，有田者献谷，富者施财，巧者出工，人皆自劝，又非智辨牢笼曲诱之也。”
玉虚观落成后，玉阳真人便在这里开始了他广收弟子，创教立派的活动，玉虚观道众一时多达300余人。玉阳真人在创派兴教的同时还挥毫泼墨，先后在圣水崖壁留下了“圣水岩”、“玉阳洞天”等石刻真迹。
玉阳真人去世后，有五彩祥云徐来（资料图 图源网络）
传闻轶事
玉阳真人一生参真悟道，云游四方，济世度人，曾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据《金莲·玉阳传》载，玉阳少年时代常入山参道。某日行走山中，忽见磐石之上坐一老翁，童颜鹤发，面目慈善，正在招唤着自己。玉阳走向近前，老者伸手摸着他的头说：“凡胎仙骨，尔迟早名扬帝阙，成玄门宗主。”说完站起身来，拄着拐杖便悄然不见了。玉阳环顾四野，扬声喊道：“你是谁呀？”只听“吾乃玄庭宫主！”的声音在山间幽谷中久久回荡。
据《年谱》记载，金大定九年（1169）夏，重阳带领丹阳、处端、处机、大通由文登姜氏庵前往宁海金莲堂。骄阳似火，师徒执伞而行。途经龙泉时，忽然龙旋风起，重阳手中避日伞随风而去，直东飞飘至一百八十里外的槎山云光洞旁。一旁修炼的玉阳随手捡起，只见伞柄上刻有重阳题诗一首，及“全阳子”三个字。原来是重阳师父借伞送来了所赐名、号。有关这件事，邱处机在其“度世吟”序中记述道：“大定己丑夏四月，余与丹阳等数人，从重阳师自文登如宁海，时迈龙泉，日气稍炽。师令余等前，己执伞在后。距半里许，余忽回顾，见伞腾空而起。余急返走问之，云：‘搏扶摇而上，不知其然而然。’初伞起东北，望之冉冉，坠于沙间，指其方而觅之，了无所也。时余法眷全阳子王公，隐于东海隈之查山。山到文登一百一十里。文登到伞起处又七十里。伞起乃辰时，及晡，堕伞阳公庵前。柄内全阳子道号，往赐之焉。”“伞，自后查山下翟公家藏之。本宁海范明叔家借用者，范后知往取之，而弗肯予。”
据《续编·玉阳传》载，当年玉阳真人于小昆嵛山修炼之际，圣水洞前有一数丈巨岩倾斜而出，危然欲倾，过者惧怯，有历险境，众人遂决计除之。然而斧凿锤击数日之久，却仍未能毁其分毫。玉阳真人笑道：“如此巨岩，尔等何以毁之？”遂走向前去，运锤三击，只见烟光闪闪，雷霆震谷，巨岩遂轰然坠落山涧，烟雾四逸弥漫，时过三日方渐渐散去。
金大安元年（1209年），玉阳应孛术鲁参政之邀请前往北京，居华阳观。时遇大旱，众人纷纷垂询玉阳阴雨之期。玉阳看了看天空后告慰众人说：“十七日定有好雨一场！”果不其然，十七日那天乌云滚滚，闪电雷鸣，一场大雨霎时泼落下来，仕绅百姓欢欣鼓舞，相聚庆贺，齐呼玉阳为“赐雨仙人”。
据《像传·玉阳传》和《续编·玉阳传》载，金贞佑四年（1216年），文登县令温迪罕龟寿迎接玉阳回乡，恭请真人居住城中天宝观。翌年四月二十三日，玉阳对门人说：“群仙已我约矣。”说完即沐浴更衣，烧香朝拜十方后便仙逝了，享年76岁。据《金莲·玉阳传》载，玉阳去世后，东南五色祥云徐徐而来，两个青衣使者手捧着诏书飘然而至，旌旗蔽天，众人拜仰。据说玉阳去世前曾赋诗写道：“跃出乾坤造化权，神光晃朗遍诸天。飘飘鹤驭超三界，喜得金书玉帝宣。”
王玉阳系金元时期我国著名的全真道家，生前著有《清真集》、《云光集》四卷、《华山志》一卷等书。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正月，世祖忽必烈追赠其为“玉阳体玄广度真人”；元至大三年（1310年）二月，武宗海山再次加封其为“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世称“玉阳真人”。
全真龙门—昆阳王大律师；
前序
说起全真高道，人们往往第一时间想起的是创教重阳眞人及其门下七朵金莲——北七真。这是比较普遍的大众印象。若是于全真教史偶有探究，或许还会知道尹清和李真常二位掌教眞人。但于王昆阳眞人，则所知者甚少了。大多也就只是一个模糊的“全真中兴之祖”的印象罢了。不说一般善信居士，就是全真道人，对于昆阳眞人了解详细的也不多。
纵观全真教史，立派创教于金元之际。大兴于长春西行之后，有元一朝，为世所崇。然先有至元经难，后又为朱明所不喜。故门庭萧索，道统几没。值明季时，兵危战凶，外夷扣关而入主华夏。遂有昆阳王真人顺势而显，谒人主而开戒坛。使众知长春之家风尚在，重阳之心法犹传。全真大教由是而灿然再兴矣。
全真教法，无非戒法，丹道。而戒行修持，又是丹道的入门必备，必修功课。然至元经难，全真诸真文集，与藏经同休。如邱祖时有二集。磻溪集载其诗词，鸣道集记其文章语录。今仅磻溪集存世。真正最能直观表现长春教诲的鸣道集，已是不传。所以早期全真的戒法思想，后人难窥一二。于后世全真而言，相比于七真，更主要的是受昆阳眞人思想的影响。因为今日所能见到的全真体系，也是清初昆阳眞人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全真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位宗师。今时全真，多知七真而不知昆阳，实在可惜。
谨按《金盖心灯》记载，昆阳祖师生于五月二十二日。即今日，公历六月十六日。供奉于北京白云观祠堂中（现道医馆中）。时逢良辰，谨作小文，以宣功德。
甲、王真人生平
王真人，名常月，号昆阳，原名平。万历甲午年（1594）生人，山西潞安长治人。眞人父兄，皆留心于玄门，世奉张麻衣。幼时，有道人至家中，言：“樵阳再生矣”旋即不见。眞人少时患危疾，得张麻衣救治，自后信奉愈笃。时值明季之乱，眞人年甫弱冠，慨然有出尘之心，遂弃家访道。逾越险阻，风霜道途，岁月寒暑，遍游名山。经数年，于王屋山遇至人，乃赵复阳祖师。恳求开示，祖师不答。眞人遂食松柏，饮清泉，拜求益切。祖师见其诚，密于天坛王母洞告盟天地，授之戒律，改名常月。嘱曰：“成道甚益，而亦甚难。必先以苦行为先。大器晚成，勉之慎之。”眞人再拜受教。别师后，周流诸山间，甘苦备尝。搜揽三教经书，孜孜不怠。过一古观中，道籍颇多，昼夜检阅。每乏灯，以香续火光，照而读。八九年间，参师二十余位，印证五十余人。时国家多事，军需扰乱，遥闻九宫山内有隐士，访不可得。他日再往，至极深处，幽林茂密。见一人巍然端坐，膝行而前，觐颜拜谒，即复阳祖师也，惊喜交加。祖师问曰：“十年之阔，持心应物，何得何失？”眞人历述玄风败颓，邪说流行。祖师曰：“君子穷于道之谓穷，通于道之谓通。道备吾身，何患宗风之不振邪？吾有三百年独任之事，当付于子，宝而密之。时至而兴，大阐玄风，是在子矣。”遂以天仙大戒密授之。别师后，居华山。一日拜斗，见斗姆自空而降，谓曰：“汝缘在北，勿滞于斯。”眞人遂挂单于北京灵佑宫。次年，眞人入主白云观，面君，许开戒坛，并赐紫衣。三月望日，主讲说戒于白云观，凡三登坛，度弟子千余人，玄风大振。康熙二年，眞人说戒于南京碧苑。康熙三年，说戒于杭州宗阳宫。六年，阐戒于金盖山，松尘山。七年，阐戒于穹窿山。十三年，阐戒于武当玉虚宫。康熙十九年九月九日，眞人传衣钵于弟子谭守诚，于白云观留颂示化。
乙、王真人演戒于全真的意义
全真于整个道教来说，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虽然早期道教也提倡苦行，如《三元品戒谢罪上法》所说
夫求道者，非苦不彻，非丹不感，非勤不获，非功不得，非志不克，非心不成也。当使形劳於始，神欢於终，终得无为，克入自然。罪滓之人，贪玩珍宝，见世之欢，一时之荣，岂知有终，终归於苦，涂炭三宫，长沦万劫，何时得还。故贤愚各尚，志业不同。愚者贵始，贤者重终。愚智相殊，岂可言哉。
但此类都是提倡勤苦。而全真的苦行则更为激烈，把乞化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修持手段。并且大为尊崇。如《重阳全真集》中“修行助饥寒者唯三事：乞觅上，行符中，设药下。”
以乞化作为核心修持手段的早期全真，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宗教团体，更接近于一个修道同好会。而真正将全真作为教团来建设，是长春真人西行之后的事情。在《清和真人北游语录》中，明确提及了这种变化
师曰：《易》有云：随时之义大矣哉。谓人之动静，必当随时之宜。如或不然，则未有不失其正者。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道同时异也。如丹阳师父《十劝》有云：茅屋不过三问。在今日则恐不可，若执而行之，未见其有得。譬如种粟於冬时，虽功用累倍，终不能有成。今日之教，虽大行有为，岂尽绝其无为，惟不当其时，则存而勿用耳。且此时十月也，不可以种粟，人所共知，非粟不可，时不可也。然於春则可种，此理又岂可不知。
在长春真人掌教，西行之前。全真并没有明确的戒律，但有类似戒律的规矩条目。如《重阳立教十五论》《丹阳真人十劝文》《长生真人十二劝》等。这些类似于戒律，但对于道教来说，还是缺少了戒律的神圣性。在道教中，戒律有和经文同等是神圣性，如《龙门心法》中讲
戒律就是玄都禁约，乃三清上圣所定科条，女青天曹所管，纠察神兵卫护，天将稽巡。遵守者，丹册加功。犯悖者，黑册加过。丝毫不漏，针发不差
而早期全真虽然有祖师宣说的规矩，但终究不比戒律。长春西行之后，经清和，真常掌教，更进一步完善了全真教团的建设。从目前可考文献来看，确实有戒律。在元代《全真清规》中记述了在宫观中以戒腊，就是受戒时间的长短来分辨长幼，可见确实是有较为统一的戒律。但显然并没有将戒律作为修持的最核心，传的也不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堂大戒。因为在诸真语录中，宣说戒法的并不多。考元代时人笔记，也没有记载频繁聚众传戒的情况。倒是坐圜颇为盛行。这个可以看做全真作为新教派建立教团时的不足。不过考虑到时代背景，也情有可原。长春真人西行而归后四年就羽化登真。清和，真常二位清整教团。但真常眞人时期就已经开始佛道相争，之后就是惨烈的至元经难了。
如果说元代的全真教团组织并不完备，那明代全真就连教团组织也差不多没有了。明太祖认为禅宗与全真道“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习”。所以重正一而轻全真。后期南方较为兴盛的也是元代并入全真的南宗，即白祖的法脉。并非重阳所传。所以明代全真极衰。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昆阳祖师的中兴，就不仅仅是对于原教法的再度阐扬，更是补全了全真教团在戒律方面的空白。意义极为重大。使全真教团彻底摆脱了修道同好会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完善的教团组织。所以昆阳祖师说
我道门中，只因七真阐教之后，教相衰微。戒律威仪，四百年不显于世。皆因教门中未曾有人担当其任，所以把这照路的天灯，不曾剔明，使修行人昏暗难行，扶身的拄杖抛开，使向上者失其把柄。怪不得旁门邪教，反通行于天下，清静解脱，光明正大之道，反寂莫不闻
是故时人赞全真为“外以整肃威仪，内以精严性命律宗。实乃道家之律门”。
需知，一个教团的教职人员德行，素养，是由其戒行是否精严而定。《传度仪》中讲：“夫戒者,止恶防非,护正摧邪”。一个道人，哪怕他再有学识，再有声望，但是品行不过关，德行不足，戒行不精严，那么作为道人，他还是不合格的。昆阳眞人明言：“降心顺道谓之戒”。身不持戒，则心不顺道。心不顺道，何以称道人？《洞玄灵宝出家因缘经》明确要求：“所以名为道士者，谓行住坐卧、举心运意，唯道为务............发大道心，造诸功德，普为一切，后己先人，不杂尘劳，唯行道业。”《太上老君经律》中更是直言
老君曰：人生虽有寿万年者，若不持戒律，与老树朽石何异？诸祭酒，各明听，天下万民，无有长存。人生有死，物成有败，日出则没，月满则缺，从古至今，谁能长存者？唯道德可久耳！宁一旦持戒，终身为道德之人而死，不犯恶而生。持戒而死，灭度练形，上备天官，尸解升仙。世人不持戒律，死有重罪，无益魂神。善男善女，明奉行之。
全真清朝所以能中兴，固有人主扶持之功。但核心还是道人皆戒行精严，方能为世人所崇。
丙、三堂大戒于全真的重要性
早期的全真，以乞化，战睡魔以及坐圜作为主要心性上的修持方法。但就现存资料来看，其修行次第并不系统。这与其作为修道同好会的组织形式有关。而三堂大戒则以初真，中极，天仙为纲领，配以《龙门心法》宣说，将全真修持方法系统化。次第分明，有迹可循。
以初真戒为例。下集录对于初真戒法的阐述，主要来自《龙门心法》和《初真戒序》
初真戒的含义：
所谓初者，始也。真者，不假也。戒者，禁止也。
初真戒的意义：
初真十戒是也。故学真之初，必须斋戒，禁止十恶，变化气质为主。若不先以斋戒，禁止十恶，变化气质，则学人无所依据，与俗何异？不然多劫以来，旧染习气，何以得除
古人云：“学道顿悟，易人多生，习气难忘。所以斋戒者，为降伏身心之法耳。身不受戒，习气必不能移，习气若不能移，大体必不能养，大体不养则元气不复，元气不复命必不能立矣。心不持斋，种性必不能改，种性若不能改，则本心不定，本心不定则元神不归，元神不归真性必不能见矣。
初真戒的作用：
大众，你受的那初真十戒，乃是教你拘制色身，不许妄动胡行的。中极三百大戒，乃是教你降伏幻心，不许妄想胡思的。初真十戒粗，中极戒细。初真戒制其外六根，中极戒扫其内六尘。
初真戒的具体行持：
此身乃父精母血，交媾成形，性情、容颜、肢体，从胞胎长就，一团污秽，四大皮囊，眼视耳听，手动足行，口说舌尝，最非常久良善之物。善用者，则成仙成佛，成圣成贤；不善用者，则成魔成怪，成鬼成畜生。向上一转，则天堂可登；向下一转，则地狱可到。受福报者，以此为外物；受恶报者，以此作真基。何况大众，既已出家，欲超生死，必须发心，皈依此身，方为妥当。不然，则六根外用，三毒内生，万祸千灾，九魔十难，皆由身起，如何能够，修行入道？若要皈依，惟有一法，能制此身。须是行持戒律，收伏狂骸。以四大威仪为主，行住坐卧，约束端庄。使耳不听声，目不视色，庄严妙相，端正慈悲，人见欢喜，又生恭敬者。戒律拘制，狂身变为法躯，而师宝可皈矣。（此一段出自《龙门心法》皈依三宝章。但所说皈依师宝制服形骸之法与初真戒拘制色身之意相应）
结语
昆阳王大律师于今虽声名不显，但于全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宗师。其著述《龙门心法》本应为全真人手一本的必读读物，却知之者甚少。实在令人叹息。
又昆阳祖师于明清易代之时多回护前明遗民。同时保护了道教的衣冠制度。
延伸阅读：
薙发令与王常月
作者：天华道人
薙发令与遗民
薙发令的起源，据郑天挺先生考证始于天命四年。[1]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下辽阳，“生擒御史张铨，其余官民皆剃发降”。不久辽东各地大小城池尽入金人手中，“官民皆剃发降”。
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攻至汉儿庄城外，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民剃发出降”。金军进攻遵化，明中军臧调元被擒投降，“遂令剃发”。
天聪四年（1630年），后金军降沙河驿，“招降城中人，皆令剃发”。[2]年三月，阿敏示谕永平官民：“我兵久留于此，意在养民，以成大业。尔等妄意谓我将返，且间有不剃发之人，是不知兴师之意也。今尔等宜各坚意剃发，有不剃者察出处死。”皇太极谓“所获汉人，俱令剃发”。
天聪五年（1631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
崇德三年（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前文提及的张春本是一个效忠新主的明朝降将，但是死活不肯剃发，皇太极无奈只好把他安顿在三官庙“恩养”。张春始终不愿剃发，最后死于庙中。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二十日，闯贼破燕京，明崇祯殉社稷，明至此亡。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摄政王多尔滚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除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以外，遵令剃发的寥寥无几。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收回成命。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终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明首都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滚随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通令汉族民众“……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讲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清廷强令官民剃发易服的举措激起了汉人各阶层人士的激烈反抗，不仅原先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满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累累血案，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之中。清兵在南方的大屠杀，多因剃发易服而起。满清统治者自己也说道：“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
本来明清易代，大批不愿接受异族统治的明朝遗民或放浪江湖以求自保，或结纳同志以图恢复，很多人选择隐于黄冠。黄冠之中也有纵横捭阖于各派势力之中，意图抗清保国者，如马真一，李皓白等。李皓白学书学剑，文武兼资，集儒、道、游侠于一身。前半生出入于农民军将领和明王朝抗清人将左良玉，何腾蛟军幕中，参佐戎机，历经战伐；后半生又遁迹名山，振兴古观，清修自励，遵循全真教义性命双修。而薙发令下，不愿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者或被杀，或逃到海外，大部分遁入道门，为保存汉家衣冠而入道者骤增。
仅据《明遗民录》载，著名者即有如下之多：
吴湛，字济明，阳羡人，年十八，补诸生。遭甲申之变，弃诸生服，好言丹铅黄白之术。
邓大临，字起西，常熟人，曾参与坚守江阳城，以拒清兵。辛丑后作道士装，第身为黄冠。道侣数人，有张雪岩、顾石宾等，皆明遗民。
朱金芝，字汉生，郸县人。甲申后，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或曰投郧郧山中为道士”。
文懊，字木生，华容人，崇祯庚午（1630年）举人，授四川南部知县。清军入关后，投南明政权，官太常卿。未几，知事不济，黄冠归里。
王玉藻，字质夫，扬州人，崇祯癸未（1643年）登进士第，知浙江慈溪县，丙戍（1646年），浙东再破，自杀未遂，“乃黄冠行遁于刻溪”。
杨期演，厦门人，崇祯庚午（1630年）举人，闽中召为兵部主事，辛丑以后，僧帽道被，杜门不出。著有《易经管见》、《岛上纪事》等。
万泰，字履安，郸县人，崇祯丙子（1636年）举人，复社中推为名宿。鲁王监国，授户部主事，辞不受职，资助义师抗清。“江上师溃，泰变道士服，隐名不出”，著有《寒松斋稿》。
于颖，字颖长，金坛人，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曾官工部员外郎、绍兴知府等。清兵南下募兵抵抗，江上师溃，还京口，“以黄冠终”。
桑山人，姓许名澄，沐人，少为诸生。甲申后，曾入淮上刘泽清幕以抗清。清军至，走匿桑下，因自号桑山人，日与篙阳曹道士游，竟得道。
陈仙，本名王宾，字天倪，定海诸生。甲申后，快快不自得，忽一道士过之，曰“吾子诚高士，丧乱之辰，负此刚肠，恐为意外之变所折也。吾授予药，急则用。”后从道士去。
活死人，名江本实，蜀人。国亡后，散家财，弃妻子，入终南山，得炼形术，因自号活死人。弟子陈留王者，得其旨，能于水面立，峭壁行。一日缚虎为骑，活死人怒责之曰：“所贵乎道者，静无为也。有为则害也，岂妙道哉?”陈留王乃面壁三年。江曰：“道有传人，吾将蜕已。”遂掘土穴入之，命封土，毋许通隙。既埋，群弟子朝夕拜，呼之辄应。三年后始寂，乃立石表之曰：“活死人之墓。”
上官长明，南昌人，尝为武弁，居天津天妃宫为道士。
周德风，字思永，南昌人，曾列仕版。南都亡，弃官入道，自号古月。
杨常炫，山西人，庚辰进士。明末弃官。登华山，居武当。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山西太原人。明诸生。明亡为道士，隐居土室养母。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顾炎武极服其志节。他被认为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在当时有“医圣”之名。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著有《霜红龛集》等。他是著名的学者，哲学、医学、儒学、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据等无所不通。一些武侠小说里，傅山被描写为武侠高手。
其他还有朱衣道人、华阳道隐、狗皮道人、铜袍道人、铁道士、铁娘子、鬼道士等，皆明之遗民入道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先后转移到川、鄂地区，即夔州府以东地区，由农民领袖刘体纯、李来亨、袁宗第、高一功、郝摇旗等与明将王光兴等联合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夔东十三家一直坚持到康熙二年（1663年），在清廷大举进攻下失败，少数人辗转流落至江西圭峰山地区，躲入山中，誓死不剃发，与世隔绝，直至抗战后期才被发现，误以为是“道士庄”。现在村民出外打工多了，只有少数老人还留发。
遗民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使他们不得不对过去的政治理想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对现实的逃避也是一种消极的抗争，这些正是宗教情绪滋生的温床。
满清之薙发令，本为消弱汉族的反抗意识，巩固满清统治者的至高地位，宁愿丢命也不愿剃发改衣的这些人均为具有民族气节的忠烈之士，是中华民族之脊梁，中华文脉传承之重镇，其结局唯有一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巨大损失。遥望两百六十年后，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满清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尾为弘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地不肯剪辫子！可知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平心而论，当时那些皈依“三宝”的黄冠道士，个个都是铮铮铁骨的汉家男儿，惠及今日，让我们还能从道教科仪中道士们的风貌中得窥古代汉家儿女的衣冠威仪，这是实实在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欲效丘祖救生灵
满清入关，明清易代，道教界同当时的中华民众态度一样，对异族统治者持一种观望态度，其主调，则是不合作，就在顺治初年，龙门第六代律师赵得源、第六代宗师卫真定、龙门第八代高道伍守阳先后仙逝，他们早已成道，寿命由自己控制，走，就表明一个态度，不合作；同时，不愿接受异族统治的傅青主等纷纷入道，即便是陷辽之李箓元、苗君稷，当清兵入关，“需才甚亟”，大力招引文才之际，仍“优游不仕，借名黄老”，度弟子数百。随着不愿薙发蓄辫改衣冠之遗民大量涌入道门，清代地方官员又把屠刀伸向了道门，从流传至今的清代道士画像可知，有一些道士也有薙发，前文提及之佳县白云观的龙门道士最终被迫服从清政府规定，一律薙发蓄辫，从此以后不知巾冠为何物。如果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不仅连免于薙发改衣的唯一出口都保不住，就连整个道教的生存，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满清既然敢于向整个中华民族开刀，根本不会把小小道教放在眼里？道教何去何从，成为道门有识之士的当务之急。有记载说满清入关，王常月即北上至京，当有近距离观察满清统治者之意。
虽然从后金时期起，满清皇室贵族持有佛道信仰，从皇帝到民间都习惯延请道士作法。但入关之后，以人数寡少之小民族，统治亿万汉族民众，满清统治者开始对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佛教和道教，表示出明显的不信任。虽未取缔，但也予以严厉限制，一是定内外僧道均给度牒以防奸伪，二是定内外寺庙庵观凡有明朝旧勅尽令缴部，不许隐藏，三是定在京寺庙庵观不许僧尼道士溷处及闲杂人居住，工部及五城察明僧道官有容隐者一例重惩。又定严禁京城僧道沿街设置神像念诵经咒或持击梆磬募化者，该管僧道官即行重治，如住持募化罪及阖寺，如散众募化罪坐住持及该管僧道官一幷治罪。四是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明文规定“禁止师巫邪术”，将道教的基本行持书符咒水、烧香集众等等同于左道异端之术予以禁止。顺治三年，明朝册封的掌道教真人正一天师张应京，也是道教公认的领袖，请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符40幅，试探清廷的态度，世祖令置之不用，兜头被泼了冷水。后来，各种地下教门如“无为”、“白莲”、“闻香教”等起事层出不穷，清廷才被迫转变对道佛教的冷淡态度，转为严厉约束加利用，顺治六年（1469年）封嗣天师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赐敕印，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亲政，诏张应京入朝觐见，封张应京大真人号，令掌道教事，特别强调，非崇信其教，而是要他管好本教族属，使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以免将道教推向如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各种“邪教”一样的境地，使得统治局面变得不可收拾。
张应京，字翊宸，张显庸之长子。明思宗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袭爵，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入觐。适皇子病，命祈祷。明思宗亲谒祖天师坛行礼。皇子病旋瘳，赏赉优渥。这次异族统治者召见，虽有册封，但境遇与明帝时截然不同，这从顺治敕谕中即可见一斑。顺治敕谕曰：“国家续天立极，光昭典礼，清静之教，亦所不废。尔祖张道陵，博通五经，覃经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孙嗣教，代有崇封。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箓，统率族属，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或乱愚民。今朝纲整肃，百度惟贞，尔其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张应京的反映如何，未见记载，但张应京由京返山途中就去世了，卒于扬州琼花观，年仅46岁，其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对于全真道而言，明代近三百年时间一盘散沙，虽有龙门各支系的涌现，但由于没有公认的道门领袖，只能自行其是，就在这血雨腥风，末世浩劫惨境之中，南宗弟子王常月毅然挺身而出，以丘祖西行化胡为楷模，北上至京，《白云仙表》记载王常月顺治入关之始即北上挂单灵佑功，白永贞撰《龙门八代祖郭真人碑》也记载郭守真于顺治八年诣燕京王真人白云观求戒，可知王常月在北京曾在顺治初年至京居留了很长时间。顺治十二年（1655年）秋，挂单灵佑宫的王常月应俞居士请常住白云观，当为王常月说服各全真支系，整合全真派力量之时，对于龙门律宗前代律师生平的架构，大约也在此时。将龙门正宗的启派祖师直接上溯西行万里化胡止杀的全真祖师丘祖，以及在西行途中牺牲的赵道坚，更多地是展现王常月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因为满清统治者不同于对中原一无所知的蒙元统治者，他们为金国后裔，传承有统治北中国的百年经验，又久为明朝边将，熟悉中华文化，政治手腕高超，统治手段毒辣，为推行奴化政策不惜灭族、屠城，一波接一波，斩尽杀绝，全无顾忌，与蒙元统治者占领江南时不再疯狂杀戮形成鲜明对比，别说去化他们，就是有一言违逆，都可能掉了脑袋。顺治二年，江阴人黄毓祺因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灭门戮尸，可谓清代文字狱之始。顺治五年，毛重倬案更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成功忽悠过以刚愎自用名世的明崇祯帝的正一天师张应京，觐见刚刚亲政的顺治后，没能活着返回龙虎山，就是前车之鉴。如今天下已定，顺治亲政已有四年，熟谙以汉制汉、分化瓦解、暴力钳制的统治手法，根本不需要像成吉思汗那样邀请全真祖师丘处机不远万里来西域商讨治国良策，而且是凡有苗头异动者，就斩尽杀绝之，加之满清沿用明朝制度，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已有时日，腐儒们将矛头直指道教、道家和佛教禅宗对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他们批判宋儒的先天太极学说，批判占星术，指责朱熹发明的太极学说来自道家，严厉批判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甚至将王阳明开除出儒藉，这股批判思潮弥漫已久，在满清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轻视道教的氛围，使得道教很难在上层士人和知识界中间传播，尤为令人头疼的是，顺治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性格已天下皆知，而且顺治还注解过老子的《道德经》，要说服顺治，没有高深的修为和大智慧，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亦可理解一个挂单灵佑宫的南宗道士为什么能如此轻而易举成为全真道祖庭北京白云观的住持，估计当时白云观甚或说整个全真道内的高道都对说服顺治没有信心，既然南宗的高道有积极性，就姑且试试吧。
顺治十二年（1655年）秋至次年三月奉旨说戒于白云观有半年多的时间，则王常月见顺治就在这个时间段内。有意思的是，顺治十二年第五十二代天师张洪任也入觐顺治，世祖驾幸南海子召见。两者孰先孰后，由于笔者手头资料不足，还无法判断，按顺治十二年（1655年）冬，顺治帝的孝惠皇后染上痘疹，顺治帝避于南海子，接见张洪任很可能就在此时。
王常月与顺治会面的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从其所著《龙门心法》（《碧苑坛经》）看，王常月竭力以道附会儒释，千方百计为道教争取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处处以儒释的观点为权威，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心法”丝毫不异于圣人教诲，完全同于佛门妙理。他说：“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儒门曰：先齐家，而后可以治国。齐家犹人道，治国犹仙道。家不能治，岂能治国乎？释氏曰：须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如依此行完，即人道全，而修仙不难矣。虽不能成圣成真成佛，也容易的了”。王常月这一“三教合一”论，实际上是“三教混同”论，目的就是说服顺治。王常月从强调三教合一，强调三教的教化作用对巩固统治的助益，并阐释道教忍辱降心开坛传戒之妙用，其说服效果，对佛道而言，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这可以从顺治十三年之后，福临对佛道教尤其是道教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得到证实。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王常月“奉旨主讲自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十月顺治谕礼部：“儒、释、道三教并重，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当年，世祖撰《御注道德經》二卷，内府刻本。
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遣官祭真武、东岳、城隍之神。”五月，“祭关圣帝君”，八月崇祀城隍之神，道教诸神跻身清朝国家正祀行列。此年清廷大兴土木，普建道教庙宇，特命重修北京东岳庙、城隍庙。当年，顺治临幸玉皇庙。住持清勤在修建过程中，“二次赐帑金一千五百两”，“又拨帑金千两，遣牛录章京陈秉正賫赐”《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无上玉皇心印妙经》内府刻本。
顺治十五年（1658），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向国王孝宗报告：“其俗之事佛祈神，甚于梁武帝时，斋日常多，故公事迟滞矣。”可见，自后金以来确立的儒佛道三教同辅国政的局面，至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从皇帝到一般官员，均崇信佛道，甚至影响到公事进程。
顺治十七年（1660），免除度牒纳银。备造清册给度。顺治在法海寺御书敬佛二字石刻，题“庚子三月既望，痴道人为慧枢和尚书”。据说顺治曾在京城善果寺壁上题诗。自署臆庵道人。
由于正一、全真两派领袖先后觐见，有没有可能是正一天师张洪任促成了福临对佛道教态度发生转变呢？据《补天师世家》载，张洪任（1631一1667)自幼好道术，精通文典秘笈。去世时年仅36岁，未见有著作流传，其为《天坛玉格》、《穹窿山志》作序流传至今，从这两序的内容看不出张洪任对道教教义有新的阐发，顺治十二年入觐时，张洪任刚24岁，从记载看，此次觐见，顺治向这位比自己大7岁的年轻的天师询及历代宗系，以世家称之。命光禄寺设宴，陪以礼部堂官，又命工部觅宅，以灵佑宫察院地居之，敕免本户及上清宫各色徭役。似乎张洪任的入觐为依常例，主要是关注龙虎山支系的地位和利益。当然此次觐见顺治态度不错，待遇堪称优礼，倘王常月觐见在前，则张洪任入觐加深了顺治帝对道教的好感程度，毕竟天师一系远自东汉，源远流长，彰显道教文化之博大精深。倘张洪任觐见在前，则为王常月入觐创造了好的氛围，但也增加了说服顺治的难度，毕竟张洪任为嗣教天师，根红苗正，年龄又与顺治接近，有共同语言，且仅为唠唠家常，不涉及改变道教政策这样的朝政大事，容易得到顺治的认可。与嗣教天师相比，王常月地位相差很多，说服顺治改变道教政策，是道教领袖的重担，全真派沉寂已久，势力不大，而王常月又非全真嫡传，担任白云观住持未久，以这样的身份出面，实在有些单薄，加之年龄一大把，与年仅十七岁、正值叛逆期的顺治存在代沟，难有共同语言，还有重担压身，确实难度极大。
为了拯救民族苦难，更为了教派复兴，王常月以丘祖化胡为榜样，以在化胡路途中逝世之赵道坚为祖师，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之慷慨意气，“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王常月的勇气，得到了全真道的支持，王常月顺利成为全真道祖庭白云观的住持，以全真道领袖的身份，顺利见到了异族当政者顺治，王常月以高深的学养，以及洞察人性的修为和绝大智慧，成功促成顺治对佛道教政策的改变，当然，正一天师张洪任的助益也功不可没。其结果，不惟引领全真道在清初复兴，龙门派因为王常月的非常之举，获得超常发展，更为那些不愿剃发易服之民族兄弟，留了一个除了死亡和流亡海外之外的小小的出口。因为随着不愿薙发蓄辫改衣冠之遗民大量涌入道门，清代地方官员早早把屠刀伸向了道门，从流传至今的清代道士画像可知，很多道士也被薙发，前文提及之佳县白云观的龙门道士最终被迫服从清政府规定，一律薙发蓄辫，从此以后不知巾冠为何物。王常月的非常之举，及时遏制住地方政府伸向道门的黑手，对于保存这些铮铮铁骨的民族脊梁、中华文明的命脉担负者，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充足的史料确证当时遁入道教的大批遗民究竟有多少属于龙门派，但正如陈兵在《清代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一文中所言：清初龙门教团与金初全真道类似，以明亡后遁迹玄门的儒士为骨干，其中颇有曾抗清扶明的忠烈之士及其子女。比如，王常月的得意弟子心月道人谭守诚，酃县人。明亡，黄冠弃家，遍游名山，礼王常月为师，为龙门律宗法嗣。陶靖庵（名然），蜀中儒生，明亡后曾北游五年，欲举大事，终而灰心入道。黄守圆，明季诸生，少负奇才，明亡，弃家为道士。金筑老人盛青涯，明末进士，慨国亡而出家。詹守椿，南明金陵名士，受阮大铖迫害而入道。程守宏，新安世家子，曾营救何腾蛟。其再传弟子孙则阳，明末曾助左良玉、李定国抗清，其父母皆自缢殉国。范青云，明亡脱黄杉易羽衣，入茅山谒沈太和，沈命嗣孙玉阳门下。潘牧心，明亡入金筑坪，依止天柱观主。三传弟子金静灵，往来于温台之间，与诸遗忠义者游，等等。以上均为龙门派开宗立派、宗师级的人物，至于普通龙门弟子中，来自遗民的更是不胜枚举。
明遗民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为山西、陕西、江南及广东。
山西以傅青主为核心，有其师郭静中、其子傅眉，同学王如金、薛宗周，好友陈谧、戴廷拭、白居实、张天斗、木公、魏一鳌、古度及明代地方官将马世奇、姜瓖等，顺治六年（1649年）大同从明降大顺复降清的总兵姜瓖起议反清，不久，姜瓖被部将杨振威所杀，清将阿济格入城，下令屠城，杀人无数，并“隳其城睥睨五尺”。傅青主的两个同学王如金、薛宗周参加“交山军”进军太原，在晋祠与清兵交战数日，被杀，傅青主撰《汾二子传》文纪念。顺治十一年（1654年），傅山因宋谦供出其曾接受南明的任命而入狱，称“甲午朱衣道人案”。被拷打。绝食九日，好友多方营救出狱，又去南方云游。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
陕西以关中三李李颙(1627～1705)、李因笃（1632-1692）、李柏（1630-1700）为核心，有孙枝蔚、李柏、李楷、王弘撰、郭宗昌、李念慈、王又旦、王心敬、康乃心等。李颙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李因笃族人81人俱焚于李闯攻富平之时，深于经学，诗逼杜甫，与昆山顾炎武、太原傅青主、粤东屈大钧结为至交。人称“自有名士以来，以布衣耸动四方，未有如公之盛也”。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康熙十八年（1679年）荐鸿博授检讨。李柏不满清廷民族压迫，拒绝入仕做官，决心“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汉老可也。慎无捷径以终南”。
江南大地，遍布反清义士、故明遗民，很多人成为王常月弟子，更多人加入龙门派，兹不赘言。
广东为南明根据地，多抗清义士，以岭南三大家陈邦彦、屈大均、梁佩兰为核心，有黄公辅、邝露、陈子壮、张家玉、陈子升、黎遂球、陈恭尹、何衡等。
王常月以北京白云观、江南大地作为重点经营区域，为华北及江南大地这些不愿屈膝事胡的民族脊梁打开了一扇免于死亡或流亡国外的大门。王常月足记未至之处，以及王常月虽至，但未入道门的那些儒学大家、知识分子，其命运，要么慷慨赴死，如广东陈邦彦、张家玉、黎遂球等，要么被迫出仕，如陕西李因笃、李念慈、王又旦、毛奇龄等，要么深隐民间，如屈大均等，剃发易服不能免，发声者亦有大患，异声自不待言，难免杀头甚至灭族，即便是恭顺之语，倘能被读出歧义者，在后来一波接一波的文字狱中也将被洗刷殆尽。清朝文字狱伴随着满清得国而生，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至乾隆达到高潮，在二百多年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以乾隆朝为例，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文字狱最常见的“文字”是诗；其次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另一种是史书。举凡试题、日记、奏稿、榜文、表文、家规、宗谱、县志、碑文、墓志、匾额、呈词、字帖、字典、木戳等，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构成文字狱，由此可见文网之密。能侥幸漏网者堪称奇迹。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冠不保，尚在其次，最令人痛心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在清朝被生生折断，中华民族之精神，被阉割殆尽。覆巢之下，如觅完卵，唯道门中寻耳。每念及清初乾坤反覆，中原陆沉，举国鼠尾胡服，战战兢兢于血雨腥风之中，唯有道士，满发华衣，逍然世外，留一番中华生气在天地之间，王常月之功，可谓大矣。
[1]见郑天挺《探微集》。
[2]以上见清太祖、太宗《实录》